“那哪是电信诈骗啊!就像演电影一样!”回想起最近几个月来的遭遇，魏聪(化名)仍唏嘘不已。

　　原本自以为有能力识别诈骗“配方”的魏聪，恰恰被这后半句击中。也就是在那个接通陌生来电的午后，魏聪结结实实踏进了一场专为他而设计的骗局。

　　像大多数受害者一样，魏聪起初也尝到了小赚一笔的甜头，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，在一款国际期货交易APP上连续投入了近45万元。

　　“连续几个跌停下来，就亏得一塌糊涂。”魏聪对记者回忆，“但那些‘理财师’(电信诈骗犯)就像心理专家一样，会让你不断往里投钱。”

　　几个回合下来，钱也没了，“理财师”也跑了。魏聪这才幡然醒悟——原来升级的“套路”背后依然还是原来的“配方”。

　　深圳CID反诈骗中心主任王征途则比魏聪领悟得更为深刻，经他处理的电信诈骗案件多达数百宗。他将上述套路称之为“楚门的世界”：就像一场事先铺垫好的戏剧，所有的渲染铺垫、台词剧本都是假的，只待主角“入局”。

　　而进入“楚门世界”的钥匙，就是魏聪们的欲望。

　　魏聪所在的深圳，聚集了全中国最早炒股票的人，似乎唯一不缺的就是“挣大钱”的欲望。在股票界，分析师和理财师并列成为最受追逐的人。

　　认识不久后，理财师“合希”将魏聪拉入一个炒股交流微信群，群中每天充斥的大多是股市行情和投资心得。

　　起初，这个群并未引起魏聪的注意。作为炒股初期的小白股民，类似的群他也林林总总加了七八个，时常潜水其中，当然也会拿分析师的预测练手，总体有赔有赚。在他看来，权当交学费。

　　后来，之所以注意到这个群，是从一个叫“红海”的指导老师“百发百中”开始的，凡是他推荐股票都有不错的收益。

　　“我开始的时候还不太相信，后来跟着这人的推荐买了几次后，确实赚到了钱。”魏聪形容，群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活跃起来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起“红包雨”。隔着手机屏幕，他都能从别人晒出的截图中嗅到“赚大钱”的欲望。

　　从一个被他忽视的小细节或许昭示了危险来临的信号：6月份的一天，“合希”曾私下问其收益和感受。彼时的魏聪还沉浸在赚钱的喜悦中，以为他只是前来讨要“佣金”，便随手发给对方一个大红包。

　　在问话后的某天，“红海”宣布说，因中美贸易摩擦严重影响到国内股票投资的收益，他将通过直播授课带领大家炒国际期货。

　　而此时“红海”老师的每一句话，都被大家奉为圭臬。魏聪们还沉浸在继续跟随“赚大钱”的臆想中，在欲望的驱使下摩拳擦掌，不由分说就下载、注册了国际期货交易APP。

　　圈套的最后到来是在一个凌晨。

　　原本按照“红海”老师指导的上涨行情斗转直下，一个回合下来，投入的20万元只剩个零头。“就像赌博，越损失的多越是想捞本。”在“红海”老师不失时机地提醒下，他又分别三次继续跟进了近25万元。

　　直到报警后，他也没有搞清楚：那帮骗子就像心理专家一样瞄准了我们，为何他们能够算准每一个环节?

　　魏聪的遭遇并非孤例，每年因电信诈骗而遭受损失的案件难以准确计数。仅广东一省今年1-6月份，就曾侦破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案件10230余起，刑拘6020余人，逮捕3560余人。

　　王征途介绍，深圳市每年的命案、抢劫、抢夺、盗窃、扒窃、故意伤害等传统案件正在以10%的比例在下降，刑事犯罪的战场已经开始转移，连犯罪分子也在进行“转型”。

　　“虚拟世界，很可能成为刑事犯罪的主战场。”在他看来，这项打击任务繁重且异常艰难，因为“破案的速度已经赶不上诈骗手段升级的速度”。

　　在王征途看来，魏聪之所以掉进诈骗犯的圈套，并非对方是心理专家，而是因为这是一帮“术业有专攻”的骗子，甚至打每个电话都有专门的话术，而这套话术在大陆被卖到了十万元。

　　“受骗者往往认为对方是专业人士，在验证了几次所谓‘专家’的分析后而轻信。”他对记者分析，“这是因为对方为了取信诈骗目标，而花钱购买的私募、公募行情分析，准确率肯定高。”

　　取得信任后，诈骗份子要做的就是转移诈骗阵地。“在A股他们是没有操作的余地的，他们会以各种理由告诉你，股票行情不好，将大家引入他们建立的交易平台。”王征途表示，这个平台一般都是架设在国外服务器上的虚假交易平台。

　　他介绍，往往受骗者在交易平台中看到的所有钱，都只是一个数字，真实的人民币早已通过第三方支付被诈骗份子转移走了。

　　“如今的电信诈骗已经升级为2.0了，早已形成了庞大的地下黑色产业链。”王征途解释称，包括获取个人信息，架设服务器、开发APP，制作虚假K线图，销赃转移等各个环节都有专门的人在做。

　　王征途对记者说，“有黑色产业链的支撑，你打掉某个环节，会不断有人来补充从事这个行业。这是电信诈骗杜而不绝的根本。”

　　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、中国检察学研究会理事梁玉霞对记者分析，黑色产业链的存在，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电信诈骗犯罪份子违法成本低。

　　“电信诈骗往往是集团犯罪，参与者众，犯罪行为环节多，特别是主犯往往在境外操控，因此国内只能抓获某个环节上的马仔。对于这些人，从刑事责任上讲，只能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，比照主犯给予较轻的处罚，甚至不知情者反而会按无罪论处。”她说。

　　受访人士认为，针对个人信息、第三方支付和国外服务器监管，必须由国家出面通过立法来解决。

　　王征途拿第三方支付举例，早先电信诈骗1.0时代，所有支付都是通过银行转账，反诈中心可以通过银行部门查到线索并冻结损失钱款;但在2.0时代，骗子都走第三方支付进行数笔二次消费，分批转移到某个账户。

　　“如果二次消费是通过一百张或一万张充值卡进入账户，公安机关如何核实?又该如何证明具体哪笔钱是对应的某个受害者的?”王征途曾为办案奔赴全国各个第三方支付总部查证，“全国数百个第三方支付公司，要耗费多大的人力、精力。即便耗费长时间查出来，钱基本已经被挥霍一空了。”

　　王征途认为，促进个人信息立法、第三方支付监管等迫在眉睫。

　　但在梁玉霞看来，“立法不是万能的，互联网涉及面太广。惩治电信诈骗，需要各环节动员起来形成合力。尤其是对手机运营商和网络运营商来讲，事后追查机制的完善和顺畅可以提高侦查取证的效率、降低成本。”

来源于：21世纪经济报道